1937年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上海、南京相继告急。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，蒋介石不得不与共产党达成合作，同意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抗日武装。同年10月12日，这些部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，简称新四军，由北伐名将叶挺出任军长。

虽然新四军的规模不及北方的八路军，但其活动区域覆盖富庶的东南地区，紧邻国民党的统治核心地带，这让蒋介石始终心存戒备。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《共党问题处置办法》中，专门规定要派遣联络员监视新四军的一切活动。

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在签署文件时，认为监视一词过于露骨。考虑到当时国共合作的特殊背景，他巧妙地将联络员的职责重新定义为前往联络考察，适时提交报告以便指导、考核和纠正。这一改动看似温和，实则换汤不换药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批联络参谋的选拔工作并非由常规的军令部或政治部负责，而是直接交给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。他精心选派的多是自己在中央军校特训班培养的亲信，这些人既是军官，更是特务。1939年4月，首批五名联络参谋正式确定，分别派驻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，每人配备副官和传令兵各一名。

蒋介石对此事极为重视，特意在重庆黄山官邸接见了这批联络参谋。陪同接见的还有何应钦、徐永昌等军政要员。蒋介石直言不讳地指示他们必须全面掌握新四军的作战情况、实力发展和内部关系，强调要长期驻扎，深入基层。何应钦则严令禁止擅自返回，并规定必须使用新四军电台发报，以免引起怀疑。

临行前，军令部为这些联络参谋配发了半年的薪饷、差旅费、武器装备和军用地图。然而由于路途艰险，他们花了整整四个月才抵达第三战区司令部，这让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大为光火。